加重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、走私武器弹药罪等犯罪的法定刑。
[70]"结合具体案情，对当事人进行语重心长的教育，不仅做到 以理服人，以法服人，而且做到以情感人，以情服人，必然会收到更好的社会效 果" [71]??这些，不仅是作者个人的表达，更是宏观而言的社会各类阅读者 的某种兴趣或期待的表现。关于"法官不同意见"，孙笑侠、褚国建：《判决的权威与意义--论法官"不同意见书"制度》，载《中国法学》2009 年第 5 期，第 162 －171 页。
进一步，其对财产解决也有补益，因为，伦理自觉或唤醒进而情感的变动，可减弱财产争夺的重视程度，能使当事者较坦然面对财产的法律再分配，尽管，其与法律再分配没有理解上的逻辑递进。[79]关于宋鱼水，参见《山东审判》编辑部、济南中院研究室：《"宋鱼水审案方法" 与当代司法方法专题研讨》，载《山东审判》2005 年第 3 期，第 16 页。根据通知，1992 年 6 月 20 日，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下发《法院诉讼文书样式（试行）》。这些理论预设，当不知不觉成为潜在的讨论支撑点，或成为辨析实践问题的话语基础，势必使讨论参与者无法躲避意识形态"政治正确"的简单宣誓：是否捍卫正规的判决书制作、保持理想类型的法官形象，及坚守更宏大、前进性的司法理想和治国方略。[12] 关于一桩遗弃老人的刑事自诉案，云南昆明市官渡区法院在裁定书后面"附注"写道： 人人都要经历生老病死，谁不喜欢年轻，谁愿意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？赡养父母，天经地义。
陕西同川市耀县法院在一份不准离婚的判决书后面附语： 十年修得同船渡，百年修得共枕眠。当然，判决书撰写的演化历史并非单向，而是多向甚至逆向。正是在此，讨论法官角色 进而深入至常具备感染、文学潜质的其它类"法官后语"（本文第二节提及的第 一、 二类） ， 便需和法律与文学的学术思考--表达形式和内容并重--相联系。
参见最高人民法院：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试行法院诉讼文书样式的通知》（法发［1992］18 号）。而当代中国的"判决充分说理"司法写作运动，可更近距离地展现这种机制。[75]参见张建成： 《法官后语：法律文化中的和谐精髓》，载《许昌学院学报》2008 年 第 4 期，第 130 页。魅力意味着吸引及可能吸引。
在此，如以经典判决书功能的理念论，仅与判决结果有关的 信息内容列入判决书为宜。因为，裁判书的正式行文，要求准确、直接，以法律叙述行规要求的方式表达国家强制的意志，从阅读吸引力的层面看，其自然不能和委婉倾吐的"后语"相提并论，即对被司法者而言，前者的阅读激励成本明显高于后者。
[47]张卫平：《说理与裁判的智慧》，载《人民法院报》2001 年 9 月 3 日，第 3 版。[14]"婚姻大事理应三思而行，慎重为之，切莫草率行事，遗憾终生"。从历史层面看， 另可作为显著例子，法官调解同样可说明法官角色能丰富的 理据。[15] 关于第二类样本，可注意河南洛阳市涧西区法院撰写的一段"法官后语"。
显然，微观司法环境，总透露双方不经意的需求合谋。[5]当然另因最高人民法院现规定判决书写作格式。你二人已逾不惑之年，上有古稀老人殷殷期待，下有未成家儿女翘首以盼。现在，人们习惯称其为"判决的组成部分"。
法律实践者和学者殊为强调判决理由写作的重要，而其相当一段时期，作为"附带"，却曾与"合议庭笔录"及"结案报告"，一并在诉讼文档中安静搁置。而法官针对少年小鹏亦期待案件能够"温馨化"解决，以使结果平静地不留额外的情感遗憾，此时法官存在特殊情境下的关爱意愿。
当然，"相互性"的含义，及其对判决书和"附带"的固定特征或功能、法官恒定角色、司法普适界定等理论预设的质疑，并不意味着，经现代法律教育而胸怀现代司法要义的司法者，其运用业内认为的正规司法理念，完全不会触发被司法者的需求转变，如从特别期待司法者温馨调解转向特别期待冷峻的理性裁判。相对看，空间大则人多，人多则面子不易放开，故斡旋成本高。
卷入全球化并进入城市化旅程的当代中国，已不可能回避现代司法正规化的意义和召唤。因为，任何"后语"如欲发挥作用，均需注意文学化的修辞策略，或缓缓道来以逐步吸引，或句句深情以渐次征服。这里，讨论从司法政治学的角度触及了上文提到的社会约定的概念，并 能发现此概念的确重要。那一刻，我有种脱胎换骨的感觉"，而看到"法官后语"时， 这位"小鹏"说，"燃起了我重生的希望"。参见前引[53]，第 449 页。换言之，在法院看，裁定书的效力不容置疑，但裁定书负载的社会内涵同样重要，通过"后语"，即附带的书面文字表达，将此内涵清晰传递是不容忽视的。
但支 持逻辑，不是概念化、推理化的，而是历史辩证的具体司法需求互动及宏观社会 需求互动。参 见〔美〕戴维·迈尔斯：《社会心理学》（第 8 版），侯玉波、乐国安、张智勇译，人民 邮电出版社 2009 年版，第 132 页。
[69]在司法文 书制作中，"优美、恰当的语言是沟通心灵的钥匙，朴实、亲切的语言容易引起 人们的共鸣"。实际上，本文上节说明"法官后语"如何附带时，亦在这些领域有所强调以支持赞同者，且在后文中还会有所细究。
关于陈燕萍，参 见公丕祥：《能动司法与社会公信：人民法官司法方法的时代选择--"陈燕萍工作法'的 理论思考"》，载《法律适用》2010 年第 4 期，第 5 －6 页。[25]更可疑的，在于"法官后语"可能流露与法律张扬的伦理观念相悖的伦理思绪，当社会伦理有时体现多元化时尤其如此，而判决书，通过法律论证，无疑正运送法律张扬或社会认同的主流道德理念，已将情、理、法有效互补。
判决书所以无法拘泥于唯一的"裁断法律关系"的作 用，原因在于，判决书的各类社会阅读者存在广泛的兴趣和期待。关键词: 附带|法官后语|需求互动|社会约定 一、问题和思路 对判决书"附带"，历来存争论。"法官后语"，既非正规亦非职业，无法形成统一，且"德治"倾向较严重，此将妨碍理性分析和逻辑判决为宗旨的现代审判规范的逐步确立，进一步，影响国家法治的确立。[74]现代社会心理学研究也认为， 地位较高者可通过角色互换营造更好的交流氛围。
在此，可从判决书的另类具体内容（时常易被忽略或被视而不见）及效果本 身进入，展开讨论。但更有意思且还需追究的，在于前面详细讨论的微观需求互动的概念，又能对上述历史给出提示，即微观的需求互动，另存在演化，其可能是历史多样化的内在牵动原因。
因为可能涉及行为能力、责任能力，需交待年龄、 精神状况、可能的诉讼管辖地及性别、职业，可在法律确认正文中逐一写就，不 必单列。[51]参见刘风景：《不同意见写进判决书的根据与方式--以日本的少数意见制为背景》，载《环球法律评论》2007 年第 2 期，第 100 页。
依中国现通行的判决书定义看，上述均能视为多元的判决书"附带"实践，与"法官后语"之区别，仅在于它们大多与判决书实质内容融为一体，极少随附。[2]关于"法条附设"和"权利告知"，姜慧军：《余姚法院民事裁判书出彩："法官后语"、"法条原文"让当事人明理明法》，载《法制日报》2002 年 11 月 3 日，第 10 版。
[52]在此，凡写入判决书的，同样常被认为是"判决"。偶尔内置的例子，参见建法、张璐：《"法官后语"令判决书温情脉脉》，载《南京日报》2005 年 9 月 20 日，第 B04版。[7]从当代学术谱系看，其不仅推进了实用主义法学的现实效果的理念，即强调问题的解决，[8]而且--此更重要--凸现了法律与文学的情怀融合的姿态，即不仅重叙事内容，也重叙事形式（文学化的感染），以后者推动前者。[4]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研究室：《裁判文书附设"法官后语"的思考：我国裁判文书格式和风格的延续与创新》，载《法律适用》2002年第 7 期，第 30 页。
法官角色是否可以、能够丰富，不是自断、自决的问题，亦非能自我 肯定价值或贬抑，其依然取决于本文反复强调的主体之间"相互性"的概念。从西方国家看，众所周知，英语国家一段历史时期的法院判决中"附带意见"或"法官异议"颇为广泛。
[35]如果考虑法官期待"案结事了"，减少上诉甚至上访，则可预料对法官存在运用法律判决之外的手段促进结案的激励。但在此，更重要的也需特别讨论的，是诉讼中面对法官，被司法者不仅可能 产生社会角色融合的期待，而且会产生角色融合的"提升想象"。
[18]梁宗：《上海二中院推出"法官后语"》，载《人民法院报》2001 年 5 月 27 日，第 2 版。当事人读到真正令其信服且生动的法官后语，恐一辈子不会、不敢忘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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